文体叙事研究界国际顶级期刊之一、美国的《文体》（Style）季刊2008年开辟了一种对话形式的主题特刊，先邀请某一学派的权威写出目标论文，然后由编辑部邀请多国学者对该文发表各自观点，继而再由目标论文作者逐一作答。至2021年，《文体》总共推出七个这样的特刊，前面六篇目标论文的作者均为美国或英国学者。2021年春季刊首次邀请英美之外的学者——中国学者——撰写目标论文，将这一期的全部篇幅用于探讨这位中国学者首创的理论。[1]在该期编者按中，期刊主编约翰·纳普教授说明目标论文《“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的作者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杰出教授申丹”，“她的论文阐述了她近年来对叙事动力的隐性层面和双重性质的研究，提出了相关理论原理，说明了其重要性”。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丹麦、意大利的十四位西方学者（其中十二位为国际权威或知名教授）和两位中国学者接受了《文体》编辑部发出的回应申丹目标论文的邀请。

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叙事研究界一直聚焦于情节发展。然而，申丹发现在不少作品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一股叙事暗流，她将之命名为“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指出它不同于以往探讨的情节范畴的各种深层意义：隐性进程自成一体，构成另外一个独立运行的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与情节发展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这样的“双重叙事进程”或“双重叙事动力”对以往的各种相关理论和方法都构成重大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申丹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将一系列理论概念加以双重化，建构了多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分析模式。

欧洲叙事学协会（ENN）2017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五届双年会特邀申丹以“双重叙事运动能如何重构和拓展叙事学”为题，做了一小时大会主旨报告，引起热烈讨论和强烈反响。法国的叙事学常用术语网站2019年将申丹的“隐性进程”作为国际叙事学界的常用术语推出。[2]在《文体》2021春季刊的目标论文中[3]，申丹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理论。参与对话的各国学者撰文回应，从各种角度对申丹的理论表示赞赏，予以阐发，提出问题或质疑，并在不同体裁中加以运用，或者讨论这一新理论与现有理论之间的关系。申丹应编辑部之邀，就各国学者的回应撰写了长篇答辩论文《关于“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的辩论和拓展：对学者们的回答》[4]，同期登出。该文逐一回答问题，回应挑战，清理误解，进一步阐明申丹理论的创新之处和应用价值，并探讨了更广范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阐释的相关问题。

皮尔与申丹的对话

欧洲叙事学协会前任主席、法国教授约翰·皮尔的论文题为《申丹的修辞性叙事学与安伯托·艾柯的符号学阐释理论》。皮尔首先指出申丹提出“隐性进程”是为了从新的角度挖掘作品的深层意义；“隐性进程”是在情节背后运行的叙事暗流，而这股暗流在以往的批评中一直被忽略。他以亚里士多德关于简单情节和复杂情节的区分为参照，说明申丹理论的独特性。他指出“隐性进程”并非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复杂情节中的“突转”，因为“突转”只是情节发展中的一个成分，而“隐性进程”则是与情节比肩、独立运行的叙事暗流。在研究方法上，皮尔指出，若要发现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关系，需要像申丹那样一方面将叙事学与文体学相结合，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作者的传记信息和社会历史语境。

皮尔以其宽阔的视野，梳理了申丹的修辞性叙事学与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申丹的修辞方法与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方法在基本立场上相通，但申丹将目光从费伦关注的情节发展拓展到与情节并列前行的叙事暗流，以及这两种叙事进程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皮尔探讨了申丹和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研究在基本立场上如何不同于结构主义诗学研究，以及如何有别于保罗·利科对情节的诠释学探讨。

皮尔的聚焦点是申丹的修辞性叙事学与安伯托·艾柯的符号学阐释理论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详细说明了在艾柯的理论中，文本预设的两个层次的模范读者：第一层次是“天真”读者线性的“语义”阅读，第二层次则是更具批评眼光的“元”性质的阅读。第二层次的读者会审视第一层次读者的阅读，并在更高层次上探寻文本的结构和要求。皮尔认为，艾柯的符号学视角和申丹的修辞学视角都对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观提出了挑战。申丹在回应中指出，艾柯实际上并未超越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范畴，用皮尔自己的话来说，第二层次的批评性阅读只是“一步一步地重新仔细探索情节发展”，以求发现其复杂的修辞和逻辑结构。与此相对照，申丹的修辞模式则是将视野拓展到情节背后，探索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叙事暗流。

皮尔认为艾柯的双层次阅读理论可以为申丹拓展双重叙事进程的研究提供参照。申丹在回应论文中指出，这一提议并不现实：艾柯的理论中更具批评性的第二层次的“元”阅读，需要有第一层次天真的语义阅读作为其审视的对象，而这只能发生在对情节发展的阐释中，不适用于“隐性进程”，因为后者只有通过深层批评性阅读才有可能挖掘出来。也就是说，不存在对“隐性进程”首先进行天真的语义阅读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皮尔在其论文的开头，引了艾柯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俄狄浦斯王》究竟是侦探故事、乱伦故事还是弑父的故事？”皮尔接着说“申丹也关注这样的问题，但注重的是‘隐性进程’。这是被前人忽略的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叙事运动”。我们知道，《俄狄浦斯王》的情节发展本身包含侦探、乱伦和弑父的成分，艾柯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究竟想要强调情节的哪个方面。与此相比，申丹关注的则是独立于情节发展的另一种叙事运动。皮尔在此处似乎未能完全看清艾柯与申丹的关注点之间的实质性不同，但总体而言，他准确把握了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的关系。

费伦与申丹的对话

皮尔论述了申丹的修辞模式和费伦的修辞模式之间的关联。费伦不仅是修辞性叙事学的头号领军人物，也是研究（单一）叙事进程的权威。其论文题为《建立双重叙事进程的学说：对申丹提出的一些问题》。费伦首先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肯定了申丹的探讨：就实践而言，确实有作者创造双重叙事进程，因此需要加以关注；就理论而言，修辞性叙事理论需要向这方面拓展，而申丹借助其文本细读功夫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在建构双重叙事进程的理论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不仅界定了“隐性进程”，对其与情节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类，而且提出了如何挖掘隐性进程及其效果的十五个命题，并就叙事作品和叙事交流的不同成分建构了各种双重模式。

在费伦看来，申丹的理论中有三个方面最为重要。首先，隐性进程不是情节发展中的一个成分，而是与情节并行的独立的叙事运动。这有别于以往对作品“深层意义”的各种探讨，因为以往的探讨关注的都是情节范畴之内的一种成分。其次，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构成互为补充或者互为颠覆的关系，但在具体作品中，补充或者颠覆的方式可能会呈现出各种不同形态。再次，双重叙事进程涉及多种叙事成分的双重性。可以说，费伦的总结概述相当精准地把握了申丹理论的这三个方面。

费伦就申丹的理论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存在两个作者主体还是一个作者主体？这一问题针对的是申丹的如下观点：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可能会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作者立场（譬如情节发展是反种族主义的，而隐性进程则是捍卫种族主义的），这样我们就会推导出两种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也会应邀进入两种不同的阅读位置。费伦对此发问：难道不是一个作者主体创造了这两种立场相反的叙事进程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仅仅谈论作者的一个总的形象吗？他认为，就双重叙事进程而言，并不存在两个“不同的独立的隐含作者”。

申丹在回答中，首先提到自己先前发表的两篇论文：登载于美国《文体》杂志2011年春季刊上的《何为隐含作者？》和登载于美国《叙事》杂志2013年夏季刊上的《隐含作者、作者的读者与历史语境》。这两篇论文揭示了西方学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韦恩·布思1961年提出的“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各种误解，指出了“隐含作者”的真正含义：一个作品的“隐含作者”就是这个作品的写作者，处于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而所谓“真实作者”就是处于创作过程之外、日常生活中的同一人。基于这样的理解，在申丹看来，任何单一作者的作品都只可能有一个隐含作者、一个作者主体。

申丹在目标论文中的表述是：“一个作品的隐含作者在创造两种并列前行的叙事运动时，倾向于采取对照性甚或颠覆性的两种不同立场，因此，文本邀请读者从这两种叙事运动中推导出对照性甚或颠覆性的两种不同作者形象（譬如从反种族主义的情节发展中推导出反种族主义的作者形象；从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中又推导出捍卫种族主义的作者形象）”。费伦没有注意到申丹在讨论创作时，实际上仅仅提到一个隐含作者（the implied author），这一作者主体创造了立场相异的两种不同叙事运动，读者也会相应推导出两种不同的作者立场。申丹指出，自己之所以强调不同叙事运动的不同作者立场，是因为这种现象以往为批评界所忽略。只有摆脱批评传统的束缚，关注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才会看到一位隐含作者笔下两种叙事运动所隐含的互为对照的作者立场和作者形象。

费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两种不同的“双重叙事进程”。其一，情节发展系表层的伪装，而隐性进程才是作者希图表达的真意所在，即后者为实，前者为虚；其二，两种叙事进程均为作者所着力表达的，即两者均为实。费伦认为，可以把“显性-隐性”之分专门用于第一种情况，而把“首要-次要”或者“支配性-从属性”之分用于第二种情况。申丹指出，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空中骑士》这样的作品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都很重要。因此不能用“首要-次要”或者“支配性-从属性”来加以区分。

费伦之所以就第二种情况质疑“显性-隐性”之分，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有的作品中，存在对隐性进程较为明显的局部提示。申丹的回应是：无论相关提示有多么明显，以往的批评家却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研究视野中，情节发展是唯一的叙事运动，这一视野遮蔽了隐性进程。正如H.波特·阿博特在评价申丹的研究时所言：“读者看不到隐性进程，并非因为它十分隐蔽，而是因为读者的阐释框架不允许他们看到就在眼前的东西”[5]。由于叙事研究传统的长期束缚，当批评家看到关于隐性进程的提示时，会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或想方设法将其拽入情节发展的轨道。

申丹指出，“隐性”一词主要与作者的创作布局相关。作者利用批评界仅关注情节发展的特点，创造出超出既有批评视野的另一种叙事进程。申丹提到，自己在一些经典作品中发现的另一种叙事进程，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一直为批评界所忽略，这本身就说明了其“隐蔽性”或者“隐性”。申丹进一步指出，由于文字叙事是一个一个字向前行进的，因此一种叙事进程往往会首先进入视野。即便在未来，当双重叙事进程成为学界熟知的常用策略之后，很有可能一种叙事进程还是会比另一种隐蔽。作者会根据文字叙事的认知特点，让一种叙事运动更显而易见，读者在第一遍阅读时就会马上关注；而另外一种则有赖于读者在重新阅读时的着意挖掘。此外，申丹还指出，在不少含有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中，文字经常会同时产生两种互为对照的主题意义；而因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先看到更为明显的那一种，之后才能进一步发现更为隐蔽的那一种。因此，我们依然需要坚持“显性-隐性”之分。

费伦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涉及“平行”与“综合”之分，他问道：为何不将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视为在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复合性质的单一叙事进程，而要将它们视为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进程？申丹在目标论文中已经指出，在仅仅含有情节发展的作品中，情节本身可以有“不同分支和不同层次”，它们会通过交互作用而形成复合性质的单一叙事进程。与此相对照，在含有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中，隐含作者设计了两种相互独立、并列前行的叙事进程，无论两者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颠覆，每一种都有其独立运作的主题发展轨道。申丹以三个作品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中两个属于互补性质。其一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苍蝇》，在这个短篇中，虽然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互不冲突，和谐互补，两者却始终各自独立运行：情节发展充满象征意义，聚焦于战争、死亡、生存等有关整个人类的重大问题，而隐性进程则毫无象征意味，仅仅表达对主人公个人虚荣自傲的反讽——两者一直自行其道，没有交集[6]。另一个例子是比尔斯的《空中骑士》，在这一作品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沿着相互冲突的两条主题轨道运行，塑造出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尽管两者都对表达作品的主题起作用，但一直互不相容，无法“综合为”一体[7]。申丹举的第三个例子属于颠覆性质。就这类双重叙事进程而言，当隐性进程被发现之后，就会颠覆情节发展，因为后者仅仅是虚假的伪装。在这种叙事作品中，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显然必须各自独立运行，这样才有可能产生颠覆。

费伦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隐性进程究竟是“作者创造的还是读者建构的”？这个问题特别针对凯特·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提出。费伦接受了申丹对作品隐性进程的揭示，唯独这个短篇例外。费伦认为《黛西蕾的婴孩》中具有黑人血统（而自认为是白人）的奴隶主阿尔芒的种种恶行源于“他深陷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因此作品中并不存在一个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申丹指出，费伦忽略了在这一作品中，处于同样环境中的所有白人奴隶主都丝毫不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黛西蕾的养父是另一个农场的白人奴隶主，他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血缘不明的弃婴黛西蕾。当黛西蕾被误认为有黑人血统时，农场主的夫人（代表他）不仅召唤黛西蕾回到他们身边，而且称黛西蕾为自己的亲女儿，一如既往地爱她。与此相比，具有黑人血统的奴隶主阿尔芒在误认为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有黑人血统时，却残酷无情地抛弃了他们，导致妻子抱着宝宝自杀身亡。在这一作品的情节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尔芒代表了白人奴隶主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而在与情节发展并行的叙事暗流里，我们看到的则是从母亲身上继承了黑人血统的奴隶主阿尔芒和白人奴隶主之间的鲜明对照——所有（真正）的白人都既不歧视黑人也不压迫黑人。值得注意的是，肖邦还精心描绘出这样的情形：如果具有黑人血统的阿尔芒有那么一点点白人的仁慈，或者他本人少一点点撒旦般的恶念，他的妻子就不会自杀[8]。

费伦试图从以下两方面证明在这一作品中不存在隐性进程。一是针对申丹对黑人阿尔芒种族歧视的论述，费伦指出肖邦没有描述黑人的种族歧视，尤其是阿尔芒的黑人母亲没有歧视自己的黑人儿子。申丹的回答是：种族歧视指的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歧视，黑人母亲自然不会歧视黑人儿子，黑人之间也不会存在“种族”歧视。黑人阿尔芒之所以会歧视黑人，是因为他误以为自己是白人。诚然，肖邦也描述了有色保姆在误以为黛西蕾母子有黑人血统之后，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但这是因为保姆开始以为黛西蕾母子是白人，后来则发现他们跟自己一样属于下等种族，因此转而对其态度傲慢。这与白人奴隶主对黛西蕾一如既往的爱形成鲜明对比。隐性进程暗暗建构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形：有色人种才有种族歧视，甚至残酷迫害被误认为有色的妻儿；而白人奴隶主则完全没有种族歧视，遑论种族迫害。这一叙事暗流完全违背了社会现实。它毫无疑问是肖邦用来美化和神话美国南方种族主义的。

在《黛西蕾的婴孩》的隐性进程中，我们还看到这样一种对照：白人老奴隶主（阿尔芒的父亲）对黑奴仁爱有加，让奴隶们开心快乐；而黑人奴隶主阿尔芒则对黑奴十分严酷，让他们失去快乐。这从另一角度说明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是黑人奴隶主特有的。费伦对此提出质疑：在阿尔芒与黛西蕾结婚生子之后，他对待黑奴也像他父亲一样变得随和宽容。申丹的回答是：白人血统的黛西蕾温柔亲切，对黑奴十分慈爱，而黑人血统的阿尔芒则“秉性”专横严苛。阿尔芒在爱上黛西蕾并与之结婚生子时，受到妻子白人血统的影响，暂时变得跟白人父亲和妻子一样善待奴隶；而在他抛弃妻子之后，他对待黑奴又重新变得严酷。肖邦很可能在通过这种变化暗示优越的白色人种的感化力：接近白人血统就能使有色人种变得善良。值得注意的是，黑人阿尔芒对待黑奴态度的变化也与其白人父亲始终如一地善待黑奴形成鲜明对照，显然肖邦也意在暗示白人血统优于黑人血统。

申丹进一步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肖邦本人就是白人奴隶主，其生活经历与《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的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贴近现实地再现了白人奴隶主对黑奴的残酷压迫，那么《黛西蕾的婴孩》则描绘出与肖邦的生活经历相反的画面。肖邦的公公是残暴的奴隶主，而黛西蕾的公公则对黑奴仁爱有加；肖邦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用法律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而其笔下该州声名最显赫的奴隶主却（在巴黎）明媒正娶一位黑人女子为妻。《黛西蕾的婴孩》创作于1892年，而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在1865年就已被废除，因此肖邦只能在反种族主义的显性情节背后，建构一个隐性进程，暗中为白人奴隶制加以辩护，将黑人的苦难归因于低劣的黑人血统。申丹这次的解释终于说服了费伦。

注释

1.这是文学领域西方学术杂志第一次用主题特刊集中探讨一位中国学者的理论创获。本文是申丹应《外国文学》之邀，撰写的对这次论辩的详细介绍，在《外国文学》2022年第1和第2期分上下两篇连载。

2.https://wp.unil.ch/narratologie/glossaire/.

3.Dan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Style 55.1 (2021): 1–28.

4.Dan Shen, “Debating and Extending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Dynamics: Rejoinders to Scholars,” Style 55.1 (2021): 117-156.

5.H. Porter Abbott, “Review: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Style 47. 4 (2013), p. 560. 

6.详见Dan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Poetics Today 34.1-2 (2013): 147–175.

7.详见Dan Shen, “Joint Functioning of Two parallel Trajectories of Signification: Ambrose Bierce’s ‘A Horseman in the Sky,’” Style 51.2 (2017): 125–145.

8.详见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London: Routledge, 2016[2014]), pp. 70-84.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叙事学和文体学领域国际知名学者申丹的文集《文叙之思》，是书中《叙事理论的新探索：关于双重叙事动力的国际对话》一篇的上半部分，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